1) 社会技术系统的结构
2) 社会技术系统的功能
3) 社会技术系统的演化

虽然社会技术并非一个新概念，但也还远未学界所共识。日本学者三隅二不二把社会技术界定为控制人际关系和精神现象的技术[1]，美国人赫尔默（Olaf Helmer）、布朗（Bernice Brown）和高登（Theodore Gordon）把社会技术视为社会科学的方法[2]，而金周英把社会技术包括在“软技术”范畴内[3]。有关社会技术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的困难在于对“社会”和“技术”这两个范畴没有一个明确的并得以共识的界定，各家所说的“社会技术”所指并不完全相合。
本书的“社会”概念是相对“自然”而言的，比社会学的社会概念要宽泛得多。本书的“技术”概念是相对“科学”和“工程”而言的，因而“社会技术”是相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工程而言的[4]。本章最主要的理论目的在于把属于技术范畴的那些知识从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类似于自然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工具、仪器、设备）及其物质产品之中，社会技术实化在社会组织之中，政治组织（政府、议会、法院等）、经济组织（工厂、农庄、商店、银行、保险公司等）和文化组织（学校、医院、剧场等）都是社会技术的载体。各种社会组织的运行程序的总和形成一个社会技术系统，而它与自然技术系统和思维技术系统的并列共存和相互作用，进一步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

从起源的视角看，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几乎一样源远流长。但从其科学性的视角看，社会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自然技术。无论是自然技术还是社会技术，都首先是从经验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之后，自然技术又增添了自然科学这个基础，从而成为“科学的自然技术”。虽然从18世纪起人们就开始努力发展社会科学，但迄今也没有社会科学的学科成熟到可与自然科学相比拟。社会技术之所以落后于自然技术，就是因为缺乏真正的社会科学为其基础。“科学的社会技术”有赖社会科学的进步，期待着社会科学家摆脱意识形态的禁锢。

科学、技术和工程组成的一个大系统，以其目的、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而加以区分，尽管在实际的活动中它们密切相关。技术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表现为人类对物质、行为和概念的控制手段。技术发明的任务不在于揭示现象的规律，而在于局部地控制自然和创造非自然的事物，它所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操作规则。技术作为人的能动性表现的本质在于，延长人的自然肢体和活动器官，放大人的劳动器官、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功能。本章试图对操作人类行为的社会技术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给出一种系统论的描述。


1) 社会技术系统的结构
作为技术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社会技术系统，它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子系统，即组织技术、交易技术和学习技术。组织技术作为人类结群的主要手段、交易作为人类互通有无的主要手段和学习技术作为适应未来环境的主要手段，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社会技术三角形结构。

1.1 组织技术系统
人类在其文化进化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必须结群生活才能增强其生存的能力，以使每个人的生存尽可能地得到有意识的保障。这种社会集团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序化，意味着社会组织纽带的形成。在系统论的意义上，有组织的社会系统具有自动调节和自组织的功能。美国学者拉兹洛曾指出[5]，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进化倾向于按一定程度的内聚力来行动，在个人之间形成了某种社会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在血缘纽带中已经明显地呈现出来，核心家庭、大家庭和整个血缘系统都按照已奠定的行为规范发挥功能。我们把这种起约束作用的行为规范概括为组织技术，它包括伦理、法规和舆论三大要素，伦理作为人类行为内在的自觉约束手段、法规作为外在的强制约束手段和舆论宣传作为诱导的手段相互补充。

伦理规范的中心问题是确立那些有助于人类进步的道德准则，以作为人们选择正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伦理规范有世俗的和宗教的两种载体，前者的规范体系由于基于经验而易于改变，后者的规范体系由于基于信仰而比较稳定。世俗的理性伦理以中国儒家伦理最为典型，宗教信仰伦理以基督教伦理最为典型。儒家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的伦理思想包含有体现平等思想的“仁”和维护等级秩序的“礼”两个方面，其后继者孟子（前379/372—前294/289）强调仁，荀子（前340—前245）则强调礼，而董仲舒（前179—前104）则把儒家伦理思想改造成“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使之既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又具有约束统治者的某种作用[6]。这种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不仅影响中国两千年之久而且还影响到汉语文化圈诸国。基督教《圣经》讲述的伊甸园故事成为欧洲人伦理规范发展的泉源，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赶出伊甸园并注定他们的后代永远为赎罪而生存。神圣权威的力量也还要有自觉遵循道德原则来实现，即通过在行为者自身的思想意识中造成价值冲突，以使其畏惧、悔恨并寻求弥补。宗教禁欲主义认为人的灵魂是善良的而肉体及其产生的欲望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就是一场以消灭物欲来拯救灵魂的斗争。相对世俗伦理体系来说，宗教作为超理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其伦理体系具有更高的普适性和稳定性。

法律起源于伦理禁忌，人类学家对此已有分析。禁忌在全世界一切野蛮人中都可以见到，如兄弟和姐妹之间的禁忌，回避继母的禁忌，逃避长老震怒的禁忌。这些禁忌本质上属于伦理性的，违反禁忌要受到宗教性的制裁。当宗教的制裁失灵或宗教的禁忌规范为人们忽视时，法律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来维护宗教的权威。法律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非成文法到成文法的漫长过程，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柱》和公元前10世纪的中国西周《吕刑》可以看作是人类早期成文法的典型，公元前5世纪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则开人民立法权的先河。人民立法权的现代化是从17世纪开始的，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897年）成为各国效法的典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人权宣言》（1946年）则为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律技术系统作为人类行为外在的强制控制手段，随着文明的发展其范围扩展到方方面面，但主要是维持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某种社会秩序。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中用以控制人类本性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它也仍然不能达到与伦理规范的完全协调，法律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往往使人们陷于两难的矛盾之中。在法律与伦理发生冲突时人们究竟该如何行动，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问题。在爱因斯坦看来，道德规范应该高于法律，当法律与道德发生矛盾时，人们应当按道德规范行事。

舆论作为人类行为导向的手段，包括向公众灌输某种意识形态观点的政治宣传和推销商品和服务的商业广告。政治宣传作为引导民意的手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古希腊共和国的辩论到现代议员竞选的游说。在当代民主政治中的“竞选”活动，无论是议员竞选还是总统竞选，为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都想尽办法大造舆论。广告作为诱导消费的工具由来已久，在公元前1550年的埃及就出现了书写在草纸上的文字广告，在公元前1000年前的古希腊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有以一枚金币悬赏捉拿逃亡奴隶的广告。中国最早的商业广告实物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为公元960—1127年济南刘家什铺的广告钢板，其中心绘有商标白兔捣药图。1525年德国出现第一张纸广告，1610年在英国出现广告代理商，1812年世界第一家广告公司在伦敦开业，进入20世纪由于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广告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作为组织技术之一的舆论技术，无论是竞选游说还是商业广告，不仅夸张的不实之词比比皆是，甚至其有意欺诈也不逊于兵法中的“兵不厌诈”谋略。

1.2 交易技术系统
交易技术是伴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发展的。第一次分工是游牧与农耕的分工，它导致农牧产品之间的交易。第二次分工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它导致农牧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易。第三次分工是职业商人的出现。按照《易传·系词》中国古人早在公元前60世纪就由圣人神农氏就发明了“日中为市”的交易技术，相传在中国建立商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商人就是一个因擅长经商而得名的部落。原始的交易广泛发生在青铜时代，腓尼基人和阿拉米人在交易技术方面为人类做出了早期的贡献，前者在东地中海沿岸建立起大商业城市，而后者在阿拉伯和波斯沙漠上开拓了商路并成为西亚的主要经商人。在交易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货币、账簿和证券作为重要手段被发展起来并广泛应用。

货币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必需品货币”到“装饰货币”而再到“纸币”过程。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交易几乎都是以物易物，具有普遍价值的必须品做交换手段的导致货币的发明。作为交换的媒介物，古罗马人曾用过牛，古西非曾用过松子酒，古北美人曾用过烟叶，但最普遍使用的是“盐”，古埃塞俄比亚人、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都用过。必需品货币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装饰货币，美丽的卵石和贝壳、稀有的琥珀和珠玉、难得的绵薄和金属，都曾作为交换的媒介。西太平洋克罗尼亚群岛的雅普岛使用过“石币”，在中国、日本、非洲和部分欧洲国家使用过“贝币”。最早炼铁的赫梯人曾以铁作为通用货币，埃及人最早以白银作货币，小亚细亚人以金银混合的琥珀金铸币，中国人在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但直到17世纪机械印刷术发明以后纸币才逐渐取代金银作为通行的价值尺度，随着20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货币正在取代纸币的地位。

帐簿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2世纪的美索布达米亚，但它的早期应用主要在政府的税务活动中，而它在商业中的应用直到工业革命时期才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商业语言。在公元前30世纪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就在学校里开设了训练会计的课程，但在公元前14世纪的古希腊会计还是由奴隶担当的一项烦琐工作，到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已设有专门负责审计的官员，在公元4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公共管理学校中开设了会计课程，在公元8世纪查里曼大帝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沿用古波斯的审计制度，在14世纪的意大利才出现了“复式簿记”的萌芽。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资金流动量日益增加，以及资本持有者与管理者的分离，管理者报告经营状况促进了会计技术的发展，成本会计、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等专门技术，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会计技术体系。

证券与货币同样古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写在泥板上的信贷证书和盖有商号印章的作为支付定量金银契约的羊皮纸。中世纪中期欧洲的股份制是证券交易的真正起源，由于家庭作坊和亲朋筹资方式已不能满足工业化生产购买机器设备的资金，在意大利出现了合伙企业股份制。这种以入股的方式把属于不同人的资金集中在一起统一经营，并按股份获得股息或红利的经营方式，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英国第一个股份制的海外贸易公司莫斯科尔公司成立（1553年）以后，又有英国利凡特公司（1581年）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等股份制的著名海外贸易公司相继成立。股份公司的发展导致股票交易的诞生，自1613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以后，巴黎、伦敦、纽约、东京和香港等大都市先后建立了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在19世纪末的工业化国家广泛发展起来。进入到20世纪以来，在英、美、德、法等经济发达的国家，股份公司成为主要经济形式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治地[7]。

1.3 学习技术系统
美国数学家和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在1940年代曾经给学习下过一个明确的科学定义：能够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通过反馈使个体（或系统）行为模式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其未来环境[8]。这种学习定义既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机器系统，为机器学习理论奠定了基础。艾什比发现适应与稳定机制之间的联系[9]，指出生物体的适应和维持生存这类行为从结构上看就是稳定性，适应行为等价于稳定系统的行为。这样就把系统的反馈机制与生物的适应行为联系起来，将学习看作生物体从不适应变为适应的过程，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的学习都是动物根据环境变化调节自己行为的方式。动物的学习能力和生殖能力，表面看来如此不同这两种现象却密切相关，动物的学习指在环境的影响下改变自己，而动物的生殖指繁衍出相似的后代。

学习与教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犹如生物的遗传与进化。旨在应对未来环境的学习类似于生物的适应进化过程，而旨在保持文化传统的教育则可以看作是文化遗传基因的复制过程。学习包括模仿学习、试错学习和生成学习三大类型，学校作为学习和教育的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末期已经出现学校的萌芽“成钧”和“庠都”，西周时期的官学被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类。由于孔子创办私学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官学和私学并行发展的时期，隋唐时期以降科举取仕制度进一步推进了从中央的国子学和太学到地方的州学和县学的官学教育主导地位，北宋时期集教育与研究为一体的私人书院又把学习和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欧洲，古希腊时代就有了著名的柏拉图学园学园，后来有出现了寺院学校，在11世纪和12世纪教会学校取代寺院学校成为学术中心。这些教会学校大多由奥里亚的热贝尔（Gerbert of Aurillac,约946—1003）的学生们所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直到12世纪晚期发展出附属于修道院和大教堂的新型学校“大学”。所谓“大学”意指“教师和学生的组合”，享有不向封建领主纳税和免服兵役的特权，并且在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学术中心。

学习技术与人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一切有关学习的理论都以某种心理学为其基础，因为学习过程包括了语言、记忆和理解等心理过程。在19世下半叶以降兴起的学习理论以行为心理学为其基础，包括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习说、桑代克联结主义的联结-试错说、赫尔的驱动力降低-习惯说、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说和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完形说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认知心理学取代行为心理学而出现一批新的学习理论，主要表现为学习的分类理论，或者依据学习方式分类，或者依据学习的结果分类。例如加涅根据学习的内容或方式把学习分为信号学习、刺激-反应学习、动作连锁学习、语言连锁学习、辨别学习、概念学习、规则学习和解题学习八类，而有些人则根据学习结果把学习分为语言信息学习、智慧技能学习、认知策略学习、动作技能学习和态度学习五类。我们把学习技术概括为模仿学习、试错学习和生成学习三大基本类型。


2) 社会技术系统的功能
按照系统论有关系统功能的理论，作为刻画系统行为的功能概念与环境相联系，指系统的行为所引起的有利于环境中某些事物乃至整个环境存续与发展的作用。社会技术系统的行为功效和能力表现为三个层次，即技术系统、文化系统和自然系统。作为技术系统一个子系统的社会技术，其最直接的作用是对于技术系统内部的自然技术系统和思维技术系统的影响，其次是对于文化系统内的观念系统和制度系统的影响，再次是对于作为文化系统外环境的自然系统的影响。

2.1 社会技术在技术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技术系统与自然技术系统和思维技术系统在相互作用中发展，社会技术作为技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对技术系统中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影响是直接的。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和思维技术的相互作用表现为，自然技术和思维技术为社会技术的实施提供有效的手段，社会技术为自然技术和思维技术的社会运用提供规范。就社会技术对自然技术和思维技术的影响说，社会技术中的伦理法律和舆论三大类基本社会技术都有控制作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借助法律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和15世纪以来的专利法以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有关核技术和基因技术条约和法规，是社会技术操作自然技术的典型。

“专利”指政府授予某项发明以有一定时间限制的制作和使用或者出售专利的权利，以通过延长创新与模仿之间的时间间隔来激励人们创新[10]。但专利权的目的在于推进技术扩散，它本质上是对那些保守秘密的发明者的一种赎买“政策”。世界上第一个专利法是由威尼斯共和国在1474年颁布的，其后有英国（1624年）、美国（1790年）、法国（1791年）、奥地利（1810年）、俄国（1812年）、瑞典（1819年）、西班牙（1826年）、巴西（1859年）、意大利（1859年）、阿根廷（1864年）、加拿大（1860年）、德国（1877年）、日本（1885年）等也先后颁布了专利法，1883年通过了世界性的有关工业所有权的《巴黎条约》，1970又通过了规定跨国专利申请的国际《专利合作条约》。知识产权保护在20世纪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能，不过过分苛刻措施已有背专利的初衷。

作为衡量人类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伦理道德，从来就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自然技术的进步日益增强人的能力，使得原来不能实现的成为现实。人们可以预测原来不可预测的行动后果，一些新技术发展的预期后果迫使人类做出伦理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化学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武器，正在研制的生物武器正在威胁人类的根本安全。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应用于战争，由于其巨大的毁灭力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遂有《国际核安全公约》（1994年）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997年）等国际条约生效。随着人类对生命认识的深入和医疗技术的突破，试管婴儿、人工变性、人工受精、代理母亲、人工器官、安乐死、精子库和克隆人等带来了许多复杂伦理问题。自然技术的进步促进伦理技术的更新，自然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职业道德的产生，产生网络伦理、环境伦理、人口伦理、性伦理和生态伦理等许多伦理学新分支。197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首次公布了有关DNA安全操作的准则《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规定一系列限制性、禁止性条款，并建立了重组DNA技术研究实验的组织管理体制和严密的生物与物理防护制度，来对这类研究实验加以严格地控制和管理，预防其对人类与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消极后果。

2.2 社会技术对于文化系统的影响
由技术、制度和观念组成的文化系统，在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寻求其不同目标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的过程就是文化系统结构走向优化的进程。在这种优化进程的动态平衡中，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承受制度和观念的选择又对制度和观念两个子系统产生影响，但社会技术的这种作用是间接的。因为制度和观念也是有结构的，制度由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团制度组成，观念由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组成，技术子系统与制度和观念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相当复杂的。就社会技术与制度的相互作用说，社会制度本质上是社会技术的稳定体系，社会制度的建构主要靠社会技术，儒家伦理政治化和基督教伦理经济化可以视为社会技术影响制度的典型。就社会技术与观念的相互作用说，观念对社会技术有着深刻的塑造作用，而社会技术间接地影响观念，货币对社会人的思想意识的作用可视为社会技术影响观念的典型。

对于基督教伦理与欧洲资经济制度形成的关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Weber,18641—1920）曾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1]中给出比较详尽的论述，认为新教伦理发展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修道院制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与财产的世俗化影响不断斗争的历史。韦伯仔细研究了禁欲主义的新教的基本宗教观念与它日常经济活动所树立的准则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清教徒的职业观及其对禁欲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一方面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对抗束缚着奢侈消费，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富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看作是上帝直接的意愿。它打破了获利冲动的束缚，排斥肉体诱惑并反对依赖身外之物的运动，并不是一场反对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产的斗争。

货币的普遍兑换性给有钱人以移动的自由和闲暇，有了钱人们不再被束缚在土地、房屋、仓库和牛羊群上，以前所未闻的自由去改变他们占有物的性质和地点。人们可以把他们的钱吃掉或喝掉，或布施给庙宇，或花费在学习上，或储存起来以备不可预见的需要。在公元前3世纪货币的这种解放力就开始影响罗马和希腊的一般经济生活，货币所展现的自由、运气和机会使罗马人漂浮起来，人人都想通过抓钱发财致富，农夫们也抛弃耕牧或通过买卖土地获利或借钱做投机生意，而结果却只能是少数人富起来而令多数人失望。马克思（K.Marx,1818—1883）在其《资本论》中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12]货币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被剥夺了财产的群众不断增多，他们那种莫名其妙地被打败了的模糊、困惑和绝望的感觉，为伟大的革命运动准备了条件。20世纪末的东亚金融危机表明，迄今货币还是一种人们难以控制的妖魔。

2.3 社会技术对于自然系统的影响
社会技术对自然系统的影响比其对文化系统的影响更为间接，它作为文化系统二级组分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所呈现的功效和能力，体现为文化系统对自然系统的反抗和控制。与自然技术和思维技术一样，社会技术在本质上也是反自然的。通过对自然技术的操纵和思维技术的影响社会技术间接地反抗自然系统，农业生产活动改变了自然生态结构，工业生产污染了土地、水体和大气，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破坏。历史上游牧民族进犯农业民族的金戈铁马，近代以来并延续至今工业文明侵略农业文明的飞机大炮，不仅毁坏了人类积累的大量文化遗产，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系统。

自有了自我意识以来人类就开始了控制自然的努力，从最初的那种“傲物天命”的巫术时代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科学时代，一直为概念征服自然的初衷。在人类对自己认识初级阶段。巫术时代的人们相信“可以用交感巫术或妖术强迫自然就范”[13]，虽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像后羿和夸父一样以悲剧告终，但它导致人类从失败中转向科学的道路。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利用自然规律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呼声日盛，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被威胁人类生存的工业污染惊醒。现代技术的未曾预料到的一些灾难性的后果，使一些思想家认识到忽视精神价值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主张把技术区分为同生活需要和人性一致的技术与谋求经济扩张和军事优势的权力技术，人类需要的是前两者而不是后两者。

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冲突的本质是两种文化的冲突。由于游牧民族作为征服者往往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强加给被征服的定居民族，不仅中断了原地的文化而且把当时最先进的冶金技术用于铸剑而引向毁灭文化的无尽战争，并且随着战争掠夺的加剧而导致奴隶制社会出现。定居与游牧之间冲突表现为征服、同化和再征服、再同化的历史特征，著名的古希腊文明的形成过程成为人类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典型。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形成的以米诺斯王朝为代表的巴尔干半岛城邦文明，在其后的15个世纪中经历了北方游牧民族三次入侵的毁坏和重建，第一次为印欧语系的亚细亚人在公元前15世纪发展出迈锡尼文明，第二次为多利安人在公元前10世纪对迈锡尼文明的毁坏和重建，第三次毁坏和重建发生在公元前8—6世纪，最终导致希腊的强大和文明的繁荣。

战争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是道义问题，而现代战争还同时有科学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9），大多数参战国一开始就做了科学动员。有人把战争看作科学发展的动力，这种看法是十分有害的，而且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能只见一批技术适应战争的需求而成熟并迅速应用于武器以及在战后转变为和平应用，战争是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是对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爆炸，60%建筑物被炸毁，7.1万人当场死亡，6.8万人受伤。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44%的建筑物被炸毁，3.5万人死亡，6万多人受伤。

大多数科学家曾一直认为科学的社会运用与他们无关，意大利-美国物理学家费米（E.Fermi,1901—1954）曾说：“我是为了做出一些发现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但当科学成果落入滥用政治权力的那些人的手中而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时，科学家们一般会引起心灵的震惊。发明烈性炸药的瑞典化学家诺贝尔（A.B.Nobel,1833—1896）正是由于这种良心发现而导致的赎罪感，促使他把遗产用于奖励那些对科学和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即使费米也为那些鼓吹核武器所导致的危险而震惊，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签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制造核武器，他还将这种武器说成是“罪恶的”的东西。建议美国总统赶在纳粹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的匈牙利-美国物理学家西拉德（L.Szilard,1898—1964），当美国政府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时，他又最早站出来反对并成为战后反对核战争的和平运动领袖之一。曾主持原子弹制造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1904—1967），当原子弹被投到日本领土时，他甚至说“科学家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断然拒绝政府要他接着制造氢弹的要求。


3) 社会技术系统的演化
按照本书技术系统演化的讨论，社会技术系统的演化决定于其“变异-选择”过程，并且由于主导子系统的更替而呈现出社会技术系统发展的阶段性。整个社会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了，社会技术系统的演化经历了组织技术主导和交易技术主导两个阶段，当代正处在向学习技术主导过渡的关键时期。社会技术演化的这三个阶段，大体分别对应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业文明三个时代。

在组织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的农业文明时代，技术系统是自然技术主导的，并且文化系统也是由技术主导的；在交易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的工业文明时代，技术系统是社会技术主导的，而文化系统是由制度主导的；在学习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的科业文明时代，技术系统将是由思维技术主导的，而文化系统是由观念主导的。

3.1 组织技术主导的社会技术系统
社会技术系统内诸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某种内外环境的选择作用下，形成组织技术相对发达的社会技术发展状态，即以组织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为特征的状态，组织技术占据社会技术三角形的最长边。在组织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时代，自然技术是由物质变化技术主导的，思维技术系统是由语文读写技术主导的，物质变化技术、组织技术和语文读写技术构成一个主导技术群，并且整个文化系统呈现为由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特征。

在组织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的农业文明时代，组织技术系统是由伦理主导的。不仅在初民社会伦理与法律不分[14]，即使在法律与宗教分离之后，甚至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法律都是以宗教伦理为其思想基础的。特别是权力的合理性总是需要神学论证支持，统治一方的皇帝不得不以“天子”自居。人们寄希望于神灵并坚信它们会对人的任何一个特定的行为做出其赞成或反对的反应，人们认为生活的大多数或某些重要的方面人服从于神的意志，生活必须与神的意旨相协调。这种普遍的神圣信仰使法律与宗教相互依存，以宗教观念为发点，以法律的操作为归结。社会秩序更多地依赖于宗教，法律往往作为宗教的一种保证而存在。

在组织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的农业文明时代，交易技术系统是由直接交易主导的，其经济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商品数量和商品价格。农业文明时代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是自己生产并自己消费的直接经济。主要的交易发生在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之间，主要的交易方式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集市上直接进行，只在那些比较发达的城市才集中出现作为交换中介的商号。这种直接交易的农业文明，社会分化不充分，经济效率不高。

在组织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的农业文明时代，学习技术系统是由学校学习都是贵族或富裕人家的特权，学习以人文教学为主要特征，并且以示范和模仿为特征。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是农业文明时期学校学习的典型，除秦代短期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儒家教育思想主导中国几千年之久。儒家将德育过程划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阶段，强调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感和指导学生自我修养，并把教学具体概括为学、思和行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北宋时期兴办的白鹿洞书院（938年）、岳麓书院（976年）、石鼓书院（997年）和应天书院（1009年）四大书院，不仅实践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并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教学水平。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牧师，一般分为学艺、法学、医学和神学四个学部，前三个学部都是作为进入神学部的预备而设立的。12世纪以后200年间先后兴建的大学，波罗那大学（1160年）、巴黎大学（1160年）和牛津大学（1167年）之后，剑桥大学（1209年）、帕多瓦大学（1222年）、那不勒斯大学（1224年）、萨拉曼加大学（1227年）、布拉格大学（1347年）、克拉科大学（1364年）、维也纳大学（1367年）、圣安得鲁斯大学（1410年）等著名大学，成为欧洲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

3.2 交易技术主导的社会技术系统
社会技术系统内诸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某种内外环境的选择作用下，形成交易技术相对发达的社会技术发展状态，即以交易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为特征的状态，交易技术占据社会技术三角形的最长边。在交易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时代，自然技术系统是由能量转换技术主导的，思维技术系统是由逻辑推理技术主导的，由能量转换技术、交易技术和逻辑推理技术构成主导技术群，而整个文化系统呈现为由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特征。

在交易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工业文明时代，组织技术系统是由法律主导的。由于洛克（Johan Locke,1632—1704）的《政府论》（1686年）的影响，人类社会从自然法的个人自由进到社会契约的自组织状态，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逐渐形成。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放弃了自然法的执行权，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关于任何权利问题的争执，都交给那些由社会授权来执行这些法规的人来判决。这个裁判者就是立法机关或立法机关委任的官长，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整个社会的共同规范。这是这种法治精神使得工业文明比农业文明获得了更高的稳定性。

在交易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工业文明时代，交易技术是由迂回交易方式主导的，其经济学特征主要表现为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速。早在19晚期就有人提出工业社会是“迂回经济”的概念，与农业社会人们在家里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经济不同，人们到工厂里去为别人生产并通过商店卖出出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交换，因为要通过商店等迂回的中间环节，被称之为迂回交换。正是这种迂回的交换方式使得工业社会比起农业社会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成果。

在交易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工业文明时代，学校学习从贵族和富裕人家的特权发展为普遍享受的形式，科学日益成教学的主要内容，并且试错学习成为主要特征。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以欧洲的大学教育为典型，而它又是由古希腊的教育观演化而来的。中世纪大学学艺部的课程包括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合理哲学三大类，其中自然哲学的科目包括形而上学、数学和自然学，而数学又包括算术、儿何学、天文学和音乐。但真正的科学教育出现在文艺复兴之后，大学脱离教会的束缚而成为新思想的摇篮和科学进步的策源地。由于英国哲学家培根（F.Bacon,1561—1626）提倡实验精神和摩拉维亚教育改革家科孟纽斯(J.A.Comenius,1592—1670)提倡实验教育，特别是法国蒙思想家狄德罗（D.Didrot,1713—1784）重新提倡培根的实验物理学思想，以法国综合技术学校的创设（1795年）为先导的科学技术教育在欧洲兴起。德国语言学家沃尔夫 (F.A.Wolf,1759—1824)开创的“研究班”教学模式（1787年）把大学引向研究型的方向，一大批大学在20世纪成为既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又是科学研究阵地，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德国的洪堡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批研究型大学。

3.3 学习技术主导的社会技术系统
社会技术系统内诸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某种内外环境的选择作用下，形成学习技术相对发达的社会技术发展状态，即以学习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为特征的状态，学习技术占据社会技术三角形的最长边。在学习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时代，自然技术系统是由信息技术主导的，思维技术系统是由算法技术主导的，信息技术、学习技术和算法技术构成一个主导技术群，并且整个文化系统呈现为由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特征。

在学习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科业文明时代，组织技术走向是由舆论主导，以多媒体的广泛应用为特征。近代以来的各种传媒技术的发展，为舆论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载体。媒体从报刊经过广播和电视发展为英特网，在网上发布多媒体信息的“第四媒体”为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载体。遍布全球宽带英特网将进入每个家庭，把电话、有线电视和计算机三大通信网成集成为统一的社会信息网络。超文本链接可以将相关多媒体资料文献和正在阅读文献的相关词联系起来，使整个网络成为一个包含图文声像多媒体的巨大信息库。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英特网，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迅速地传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舆论因此而有条件成为组织技术系统的主导。

在学习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科学文明时代，交易技术是由网络交易主导的，经济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量和信息流速。在网络化的市场交易中，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将占主导地位，订货和销售将通过网络电子商务进行，无论个人收入、消费、投资、买卖股票还是纳税都将使用电子货币。网络上的电子商场虽然也叫商场，但本质上已是不同的事物，因它省去了中间迂回环节而被说成是“直接”交易。网际网路介入零售流通业而使中间通路消失，生产厂家可以通过网络向消费者进行直接销售。打破了既有的商品流通秩序并使市场界限变得模糊。网络商场可以不要商场建筑，经营规模不再受场地的限制，便于与顾客保持更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而且不再需要长期维持一个组织机构，减少了长期的风险和经营成本。在信息世界的商务精神中发现自由，是直接经济所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学习技术主导社会技术系统的科业文明时代，生成学习主导学习技术系统，以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为标志。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日益加快，人类已开始进入终身教育的时代。学习经过模仿学习和试错学习主导的两个阶段，进入了生成学习的新阶段。生成学习作为一种行为结构，在控制论的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正反馈过程。维特洛克的生成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本人的主动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到个人的各个方面，教育活动让位于学习活动。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出现自主学习的形式，使知识超越了个人形成“网络智慧”。这种在网上形成和发展的超智慧为人的自由创造了新的基础，把个人的智慧转变成集体智慧，形成一个全球大脑和创造出一个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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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隅二不二：《社会技术入门》，日本，白亚书房，1995年11月。
[2] Olaf Helmer,Bemice Brown and Theodore Gordon,Social Technology,Niw York,Basic Books Inc.,Lomdon,1996.
[3] 金周英：《软技术——创新的空间与实质》，新华出版社，北京，2002年1月第一版。
[4] 董光璧：“论社会技术”，《自然辩证法报》，1989年第10期，1989年5月10日。
[5] 拉兹洛著，闵家胤译：《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第9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6]李书有：儒家伦理的评价，中国孔子基金会编《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11-31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7] 赵涛，《股份制——现代企业的重要形式》，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8] 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1949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
[9] 艾什比著，朱熹豪译，《大脑设计》，商务印书馆，1991年。
[10] Fritz Machlup,An economic review of the patentsystem,U.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58.
[11] 马克思·韦伯著，于晓和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
[12]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第151-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13] 丹皮尔著，李衍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1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
[14] E.A.霍贝尔著，周勇译，《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